抗战密史：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
1938年底，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，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。
蒋介石：“游击战重于正规战”
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
1938年10月，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提出“吾人欲驱逐敌人，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”。1938年11月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。会上，蒋介石明确提出：“政治重于军事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。”并要求：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，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;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，对敌抗战;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。
为了尽快办成此事，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打电报，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。中共中央研究决定，派出一个30多人的班子，对外称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”，即赴南岳。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(后为李涛)。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，教授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。
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
1939年1月24日，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，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。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，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、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，编组游击队，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。
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糟糕
在蒋介石对“游击战”的重视之下，最高峰时，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，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，兵力接近100万。
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
然而，国民党部队的战绩却十分糟糕，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、损兵折将。比如，中条山战役，据日方统计，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.5万人，遗弃尸体约4.2万具，日军战死仅679名，负伤2292名，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/12。
蒋介石称此役为“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”。到1943年左右，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。
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
1944年6月22日，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：“总计开到华北、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，原来不下100万，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，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，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。”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。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。
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
相反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，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;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，发展到近百万。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，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何以如此大相径庭?
抗战游击队剧照
对于打好游击战，共产党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。朱德在抗战初期的《论抗日游击战争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。”“政治战争的要点，第一，在整顿内部，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，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，无论如何不会瓦解，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，吃得起……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，是以群众为堡垒，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……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，是瓦解敌军。”
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，殊不知敌后游击，任务极为艰巨，因补给困难，且多半以寡抵众，以弱抵强，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，机警勇敢，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。”
抗战游击队剧照
然而，国、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。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，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：“(一)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，自相火拼;(二)缺乏大员统率，彼此不能密切联系，易于各个击破;(三)缺乏优良武器，不能作阵地战;(四)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，但对人民滥施权威，致不得民众之信仰;(五)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，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，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，甚少有国家观念，易以利相诱。”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：“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，以党为核心团结军、政、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……它以‘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’的方针，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，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，鼓动民众广泛开展‘游击队’活动……至1941年，方面军(才)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。”
王永忠曾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名指导员，弹无虚发的神枪手，1913年8月生于四川苍溪县云峰乡一个穷人家庭。因家中贫穷，她从小就被卖到外地当童养媳。
因为“婆家”只让干活不给饭吃，王永忠逃跑过好几次，每次被抓回去，都少不了挨一顿毒打。后来，倔强的王永忠跟着中共秘密党员来到通南巴地区，成为儿童先锋队的第一个成员暨队长。在这里，王永忠的大嗓门和好记性派上了用场，歌声吸引了不少吃不饱饭和爱看热闹的小孩子，她领导的儿童先锋队，迅速扩大到200多人。
红军女战士剧照
1932年8月，王永忠成了红军的一员，介绍她参军入党的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。不久之后，王永忠就当上了妇女独立营的连长，带领女兵学习、训练。不到3个月，王永忠改任指导员，佩上了盒子枪。
不久，王永忠所在连队来了个叫陈玉高的军事教官，陈是河南人，教女战士们拆枪打枪，后来他与王永忠结为夫妻。
红军女战士剧照
不幸的是，就在他们成亲的第二天，陈玉高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
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，王永忠才知道，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红军。强渡嘉陵江天险时，在等待过江的队伍中，她一眼认出了多年没见的父亲。“女儿，一起革命!”父亲只对王永忠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那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。
1935年6月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王永忠所在的妇女团决定给战士们送布鞋。她连着干了几天几夜，一个人就做了100多双布鞋。
1936年10月，红军西征，当时王永忠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，经组织安排，她和红九军的干部、河南人马金六结了婚。
红军女战士剧照
然而结婚3天后，西路军在甘肃倪家营子与数倍于敌的马匪军展开激战，王永忠右腿和右臂中弹负伤昏迷，马金六也牺牲了。
王永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已是夜里。蒙中，她看见敌人正在检查有没有活着的红军，所幸的是，她身上压着一具尸体，她屏住呼吸，终于等到敌人全部离开。她用尽力气掀开死尸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负了重伤，根本没法走路，强烈的求生念头让她使出全身力气向前爬。天快亮时，王永忠终于看见前方一个石洞里有火光，她便一步一挪爬过去，对着洞里喊：“救救我……”
这时，一个70多岁的老头闻声走了出来，一看到浑身是血的王永忠，吓得一边摆手一边发抖：“你是红军，我怎么敢救你啊……”
红军女战士剧照
“求求你……”王永忠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洞里又走出一个老太太，看见血肉模糊的王永忠，不禁眼泪掉了下来。老两口平常商量了一会儿，把王永忠抱到了他们家的地窖里。
好心的老人冒着马家军挨家挨户搜查的危险，收留下了奄奄一息的王永忠。老两口平常靠采草药换粮食为生，懂得一些简单的卫生知识。他们用草药替王永忠冲洗、包扎伤口。王永忠总算是保住了性命。治疗期间，王永忠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为了给牺牲了的丈夫留下一条血脉，她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勇气。
就这样，等外面的风声似乎没那么紧了，王永忠才出了地窖，留在这户石洞人家里住下来。老两口对外一致声称因膝下无儿无女，所以收了个乞讨来的哑女做干女儿。
对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八路军在兰州设办事处收留西路军的事，王永忠一无所知，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她，必须隐瞒身份。在石洞住的那段时间，她给附近的淘金人干针线活时，都会用锅底的黑灰把脸抹脏，戴上羊皮帽子，穿上件烂皮袄，装成哑巴。
在给一户人家做活的时候，王永忠无意中听到了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，想放声痛哭又不敢出声，只好“强忍眼泪，咿咿呀呀地对着天大叫了几声”。
几个月后，王永忠临产，由于难产，她折腾了三天三夜，终于在第三天天色刚黑的时候生下一个男婴，小名“黑娃”。
红军女战士剧照
老两口去世后，王永忠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石洞。她走到哪里，就在哪里干针线活挣钱，吃百家饭的黑娃也在流浪途中渐渐长大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王永忠仍然带着孩子在甘肃流浪。走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时，王永忠遇上了一个姓王的解放军，被收留安顿了下来。王永忠不记得他的名字了，只知道别人都叫他“王司令”。在一起生活的两年多里，“王司令”带给王永忠最大的幸福，是修了一间砖房，那是她长征以来住过的唯一可以叫做“房子”的地方。未曾想，两年后，“王司令”在剿匪作战中牺牲，王永忠又成了无依无靠的人。
解放后，王永忠定居肃南县，20世纪90年代迁回家乡苍溪县云峰公社和平大队。
在王永忠保存的证件里，有一张1963年颁发的优待证，她被列入“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属”，每月补助10元。王永忠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是作为哪一个丈夫的家属享受的这项待遇，因为，那3个男人都是烈士。
1987年，王永忠的红军身份终于得到了认定，身体的伤残也得到了确认，伤残证上写着“二等乙级伤残，骨折，右肘关节功能丧失”。
红军女战士剧照
抗美援朝的时候，王永忠唯一的儿子马登云即黑娃23岁。马登云本来只想安安稳稳地当个农民，种田收粮、结婚生子，但母亲说“年轻人就要打仗，把美国人打跑”，硬是让他走上了朝鲜战场。
上甘岭战役前夕，侦察班长马登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遭遇敌机轰炸，失去了左臂，回国后被评为一等乙级伤残军人。
后来，在王永忠的坚持下，大孙子马山虎去了西藏边防部队当兵。小孙子马国军1994年高考离大学录取线只差0.5分，又是奶奶让他去当兵，后从北京军区炮兵部队退伍。“爷爷马金六是回族人，家离少林寺不远”。2000年，根据奶奶记忆中的唯一线索，一心想要寻根的马国军去河南寻找爷爷老家的亲人，在河南待了半年却一无所获。
晚年的王永忠，把徐向前元帅家人送的一床毯子，还有西路军老红军光荣证，开国将军、苍溪老乡任荣寄来的问候信和一枚瓷质毛主席像视为宝贝，不轻易拿出来示人。70多年来，相信党、跟党走，是她“认准的死理”。
2008年，96岁的王永忠走完了她坎坷而又曲折的一生。
